农民工高龄返乡 反映大陆经济转型 - 产业财经 - 旺报

改革开放以来，近3亿的农民工向来是推动大陆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层力量，但近年来，这批劳动力大军陆续出现“高龄返乡”、跨省流动逐年减少的现象，这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大陆经济转型所面临的内外问题，包括贸易战、新冠疫情等外在变量的冲击，以及人口出生率下滑、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因素调整。

农民工是大陆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。按大陆官方定义是指户籍身分是农民，但主要从事的是非农业工作，并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；简言之，就是户籍在农村，但外出到城市（甚至跨省）的劳动群体。

只不过，这群近3亿的农民工从2018年开始无论在总量还是人数增长上都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；而另一个关键指标则是年龄与流动半径，按大陆官方最新报告显示，相比12年前，农民工2020年平均年龄提升7.4岁，达到41.4岁，跨省流动趋势也相对趋缓，甚至出现“年纪越大，就近就业、回家就业的人越多”。

就外在变量来看，2018年起爆发的中美贸易战重挫大陆内部以出口为导向外销型企业之余，客观结构的冲击也间接使得企业对于农民工需求大幅下滑、农民工外出工作机会锐减；而新冠疫情出现，出于防疫需求，则使得农民工在主观意愿上希望就地工作，减少跨省劳动，这也直接体现在，年初沿海各省部分工厂复工时，一度出现有钱也找不到工人的“缺工潮”现象。

而从内部因素来说，尽管近年大陆官方大幅松绑落户制度，但受限于户籍城乡二元制结构影响，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长期面临就业、社会保障不足的先天风险，农民工近年越来越倾向回归农村生活，加上大陆当前抛出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“双循环”发展格局，都增添了农民工外出工作的不确定感，更不用说，人口出生率下滑，也使得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呈现“高龄化”趋势。

事实上，大陆产业结构转型也体现在农民工“名称”转变上。过去农民工就业行业多集中在制造、建筑等第二类产业，但近10年来逐步朝向以住宿餐饮、外递等居民服务的第三类产业，笼统的农民工名称，也逐渐调整为“外来或外省务工人员”；北京这1、2年来持续清理所谓的“低端人口”，其实就是专指这类群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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